乌托邦

说起乌托邦，一种解释就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或完美的最终解决。理想与乌托邦有一根本不同点，这就是理想未必是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肯定无法实现。乌托邦永远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文字中。乌托邦必然要有完美的性质，理想却不必。现代化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但它并不等于人间天堂。追求这一理想的人也不一定将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不一定是现实的批判与否定，乌托邦却总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出现。由此可见，理想与乌托邦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但它们有一共同的本原，这就是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理想是它的一般表现，而乌托邦是它的最高形式。夸父追日，西西弗斯永远推石上山，则是它永恒的象征：追求完美，而不是达到完美。 附: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随着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拓展，涌现出以托马斯·莫尔（1478—1535）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主张。当时的人文主义知识精英，普遍地渴望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新型社会。与此不同，托马斯·莫尔则以更为深邃的目光和超前的“天才” 构想，从不同的角度与层次批判黑暗社会，在否定私有制的基础上，设计出财产公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的社会方案，为人们的进步追求描绘了美好的社会图景。 在此前的西方历史上，虽不乏对“公有” 社会朦胧向往，但却无人对“公有”的前提与内涵作出合理而系统的阐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主张建立“财产公有”的“理想国”。不过，他倡导的则是在维护奴隶制剥削制度与社会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奴隶制阶级内部的财产“公有”与“共享”。中世纪西欧农民反封建的宗教异端运动，曾经广泛宣传原始基督教或原始公社的财产公有与权利平等，反对贵族的特权与敲剥，有的还倾吐出“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时，谁是贵族”的呼声，但却没有从制度上寻找到现实苦难的根源与实行“公有”的方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广大下层民众在承受封建压迫剥削的同时，更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灾难，16世纪初在英国开始的“圈地运动”，就堪称这一灾难的典型。如此严酷的社会现实，将社会不平等的深层次根源逐渐暴露出来，促使人们进行反思与批判，托马斯·莫尔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尔出生在英国伦敦的富有之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 曾在牛津大学等地攻读古典文学与法学，并曾从律师起步走进社会，步入政坛，最后成为王国的首席大法官。后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而被监禁处死。莫尔不仅社会阅历丰富，而且学识广博。他不仅对基督教神学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精通希腊古典文化，深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同时，莫尔也饱受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有着 “人本”精神的博大情怀。所有这些，都使他对现实深层反思，将其对社会黑暗的批判与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付诸于笔端，于1516年撰写出《乌托邦》这一著作。在此书中，莫尔采用了人文主义时代常见的叙述方式，运用了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将自己的现实思考和对未来憧憬借一位航海者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讲叙出来。 在《乌托邦》一书中，莫尔对当时的英国社会予以辛辣、深刻的嘲讽与抨击。在他看来，都铎王朝君主独裁暴戾，醉心于扩张掠夺，朝廷政治腐败黑暗。而在地方，贪得无厌的贵族豪绅为谋取暴利，不再满足于祖传地产的租金，公然用暴力和欺诈将大量耕地圈占起来作为牧场养羊。无数农民被驱除出家园后，被迫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一些人为谋生计，只好盗窃；或沿路乞讨，转死沟壑。王国政府不但不怜悯流民，反而用血腥法令惩处流浪与乞讨，将他们监禁甚至处以死刑。对此，莫尔指出，向来驯服的羊，“现在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将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同时，社会道德风尚日益衰落，富有的人尽情享乐，欺诈掠夺成风，妓院林立，赌场遍地。在批判社会黑暗时，莫尔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描述上，而是以犀利、敏锐的眼光从制度的深层次本质上来分析。他指出，私有制是社会病态与悲剧的最终根源，因为它以金钱的价值来衡量一切， 导致人们见利忘义，造成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他断言，“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 在大胆揭露社会黑暗、彻底否定私有制的基础上，莫尔设计出一个在所谓“乌托邦”岛国的公有制的社会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包括总督在内的各级官员由选举产生，除总督外所有官员基本上是一年一换。任何涉及到国家的要政，总督、官员都不能自作主张，而须经过“议事会”讨论，以防个人专制统治。在经济上，“乌托邦”彻底废除了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一切归全民所有”，在政府的有计划组织下，人们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轮流到农场去务农，此外还得学一门手工技艺，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消费品按需分配。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妥善地安排劳动、娱乐与休息, 每天只工作6小时，其余时间用来从事自己喜欢的业余文化活动，人们的服装都统一式样，只有男式女式、已婚未婚之别，“外套颜色全岛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就餐在公共食堂，看病有公共医院。由于物资充足，生活有保障，这里既没有盗贼、乞丐，也看不到穷人。在道德风尚方面，乌托邦的人勤奋敬业，崇尚简朴，遵守法令，乐于助人，鄙视懒惰与奢侈腐朽。这里禁止嫖赌、饮酒、欺诈、阴谋、私通、虐待等罪行。人们视金银如粪土，用金银来铸造粪桶溺盆等。在信仰方面，乌托邦盛行多神崇拜与宗教宽容，但人们逐渐皈依崇高的基督教。教士主持礼拜，掌管宗教仪式，监察社会风纪。总之，在莫尔的眼中，乌托邦是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平等、民众乐业、道德崇高的美好社会。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理想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他对有关国家官员实行选举与轮换、政府决策程序的构想，突破了封建君主政治传统的禁锢，深深地隐含着近代民主、平等的意识。他所设计的“公有”社会模式，超越了人文主义思潮的界限，否定了包括新兴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剥削制度，体现了对广大下层民众更为宽广的人本情怀。所有这些，都朦胧地反映了早期无产者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莫尔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但也应当看到，莫尔的“乌托邦”有着十分明显的思想缺陷。莫尔生活的时代，封建自然经济尚未完全解体，新兴的资本主义正处于工场手工业的初期阶段，无产者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曾经长期在封建王国政府担任要职的莫尔，虽然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对未来社会的考量，远不具有科学的眼光。正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莫尔将“乌托邦”建立在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上，期冀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水平上建立起美好的“公有”社会。因此，“乌托邦”不仅保留了奴隶劳动，而且排斥商品经济，规划出统一格调的平均主义的生活模式。这样一种镜花水月式的“桃花源”，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